1938年4月，正当日军围攻徐州之时，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地区挺进。先遣支队深入南京、镇江一带实施战略侦察，把握时机打击日军。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取得江南首战的胜利，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随后，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主力分别在陈毅、张鼎丞等人率领下进军苏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援助下，新四军各部以简陋的武器向敌人发起不断的进攻，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拔除敌人据点，袭击车站码头，消灭汉奸土匪，取得数百次战斗胜利。7月1日，新四军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有力配合了新四军的战斗。
苏南根据地的革命老寄娘邹兰英
新四军到达之初，苏南沦陷区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新四军缺乏了解，处于观望状态。新四军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团结争取地方人士的工作。通过召开地方人士座谈会等形式，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和经济利益，然后因势利导地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促使他们消除种种疑虑，积极投身到抗战行列中来。1938年8月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句容阴桥头召开士绅座谈会。陈毅在会上宣传抗战形势和中共的统战政策，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开明士绅王诚龙、王诚凤兄弟带头响应，一次就献粮200担，还向新四军赠枪30多支。金坛县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是一位经营1万多亩茶园的民族资本家。苏南沦陷以后，为了保住这份产业，他出资收容散兵游勇，拉起数百人的自卫武装，成为茅山地区最有影响的人士。日伪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迫使纪振纲就范。陈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赶到纪家拜访，与他推心置腹地恳谈，以民族大义相期许，终于使他与新四军建立起良好的统战关系。此后，纪振纲在为新四军安置伤员、采购药品、捐募寒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当日军派兵占领茅麓公司时，纪振纲不仅不向日军妥协，而且将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区长的樊玉琳是镇江、句容一带的实力人物，他手下有数千门徒，还有一支联防自卫武装。陈毅将他请来彻夜长谈，了解当地情况，阐明新四军的方针政策，鼓励他投身抗日工作。樊玉琳深受教育，毅然走上抗日道路。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新四军服务，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第一个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句容行香乡的巫恒通是教育界人士，曾任泰兴县教育局长。苏北沦陷后，他返回家乡开展抗日活动。陈毅多次约见巫恒通，不仅给以鼓励，而且派干部去予以具体帮助，使这支武装逐步发展成为新四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针对国民党在苏南沦陷区政权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新四军一到敌后即着手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众团体的工作。1938年7月7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在茅山宝堰镇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成立了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负责组织民众、援助抗日军队及维护地方治安等项工作。新四军还深入乡村，帮助各地建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商界救国会等各种抗日团体。仅茅山地区就相继建立了60多个乡农抗会，有5万多农民入会。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以后，筹集粮秣、救护伤员、传递情报、防匪除奸，有力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阳澄湖畔的水上游击队
新四军苏南部队在艰苦复杂的游击环境中，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军”的口号，从宣传发动群众入手，发展扩军工作，逐步实现部队的地方化和江南化。此外，还通过积极扶持发展地方游击队的途径，有计划地将其上升到主力部队。如丹阳游击纵队、丹阳独立支队、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金坛游击纵队等部，都相继经过整训编入新四军建制。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还积极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警卫团、自卫团、区大队等武装力量，普遍成立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游击小组，使其成为新四军不断扩充的后备兵源。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到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时的4000余人发展到14000余人，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开辟了华中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新四军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以后，陈毅及时把握时机，把抗日游击战争由茅山地区扩展到东路平原水网地区。他部署新四军第6团及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东进抗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东路抗日力量的压迫，发展壮大自己。东进部队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江抗以锡东为基地，分兵向苏州、常熟、嘉定、青浦等地进发，在当地抗日游击队援助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30日，江抗在无锡首战黄土塘，击毙前来“扫荡”的日军30余名；6月24日，江抗夜袭京沪铁路和京杭运河交汇处的浒墅关车站，歼灭日军警备队20余人，烧毁车站，破坏铁路一段，使京沪铁路交通中断；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在追击伪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虹桥飞机场。江抗在积极打击日伪的同时，开展地方游击队的争取工作，陆续改编了一大批地方游击队。由中共江苏省委、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创建的抗日武装也参加了江抗。这样，至8月底，江抗已由东进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
江抗领导人积极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热情鼓励他们的爱国行动，使他们由怀疑回避转变为对江抗的拥护援助。东路党组织在新四军江抗的支持下，活动方式由秘密逐渐转为公开，活动范围由常熟、无锡等少数基点扩展到锡南、江阴、太仓、昆山、吴县等地区。各地党组织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同时，积极筹组农抗会、青抗会及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东路人民的抗日斗争呈现出新的局面。
但是，这一有利态势却因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而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第三战区诬蔑江抗“越界活动”，一再电饬新四军军部“撤回第6团”，并密令第32集团军和忠救军进行“剿办”。国民党忠救军为此集结上万兵力向江抗发起进攻。江抗主力被迫西撤，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和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隐蔽在阳澄湖畔继续治疗。1939年11月初，以新四军伤病员为主体，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英勇坚持了原地抗日斗争。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陈毅的建议，决定调派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东路地区组织军政委员会，对该地的江抗部队和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以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策应茅山地区的斗争和苏北地区的开辟。4月下旬，谭震林到达东路后，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称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江抗以苏常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太(仓)，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在粉碎日伪东路地区的“扫荡”后，挥师西进澄锡虞，重创在此地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斗争局面。至1940年11月，江抗东路指挥部所属部队已由原来的400多人，发展到六个支队共3000多人，经历大小战斗50多次，控制了苏常太、澄锡虞、青昆嘉地区大小市镇94个，人口约200万。
（本专栏由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和江南时报社共同推出）
